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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報告:央企探路“后扶貧時代”

文章來源:《國資報告》雜志  發布時間:2019-12-17

文又鳳是個苦命人。

身高不足一米的她,干不了農活打不了工。丈夫一條腿殘疾,兒子幾乎下不了床。多年來,盡管政府時有資助,但一家三口總是愁眉不展。

這兩年,文又鳳一家的命運有了轉機。

在中交集團的支持下,村里辦起了火龍果專業合作社。按照扶貧政策,理事長祝榮新聘用了文又鳳等十多個建檔立卡貧困戶,幫著打理種植園,每人每天一百元工錢。文又鳳每天都去幫著做點雜活。

村里用中交集團給的四萬元補貼,幫文又鳳家建起了兩層樓六間房。樓上住人,樓下出租,每個月大約有一千元的穩定收入。

對于現在的生活,文又鳳很滿意。“有事做,能賺錢,好的嘛。”

不大會說普通話的她,滿臉洋溢著發自內心的笑容。

在云南怒江州,包括文又鳳在內的建檔立卡貧困戶,還有很多。

怒江三江并流、群山環繞,98%以上的面積是高山峽谷。千百年來,這里的傈僳族、白族、獨龍族群眾,零散居住在江畔、山腰。全州僅有耕地100萬畝,70%以上的耕地坡度在25°以上,有的甚至達60°以上。“看天一條縫,看地一道溝,出門靠溜索,種地像攀巖”。

怒江州54萬人,超過90%是少數民族,近90%是農民,有26個民族直接從原始狀態跨越到社會主義。至今,這里無高速、無機場、無鐵路、無燃氣。受自然條件限制,這里村民受教育程度低,加之因為過度飲酒、近親結婚導致的致病致殘率高,這里成為了全國貧困發生率最高的地區——2018年末,全州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14.3萬人,貧困發生率32.52%,而同期全國的貧困發生率已降到1.7%。

這種情況,在全國并非個例。

云南怒江州與甘肅臨夏州、四川涼山州,以及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區(統稱為“三區三州”)同屬于國家層面的深度貧困地區,這些地區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貧困群眾的脫貧能力弱,導致貧困發生率高、貧困程度深,是國家脫貧攻堅最難啃的“硬骨頭”。 

如何啃掉這些硬骨頭,如何確保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口脫貧后不返貧?不僅是各級政府的當務之急,也給承擔具體對口任務的央企帶來了巨大挑戰。

脫貧攻堅戰中,中央企業承擔著42%的國家級貧困縣的對口幫扶任務,其中相當一部分位于深度貧困地區。以怒江州為例,中交集團就對口幫扶了所屬的四個貧困區縣。

今年8月,《國資報告》記者和社科院劉小珉研究員一行,走訪了怒江州,以及同為深度貧困地區的青海西寧湟中縣等地。采訪調研過程中,記者注意到,以中交集團和央企扶貧基金為代表的中央企業,已經在攻克脫貧攻堅的最后堡壘,建立致富長效機制,乃至后扶貧時代央企如何作為等方面有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點對點

如何讓文又鳳們徹底脫貧?這是中交集團派駐怒江州自扁王基村兩任第一書記王慧奇、王永剛最牽掛的事。

自扁王基村共有7個自然村,14個村民小組,主體民族為傈僳族,常駐居民648戶1945人。其中有建檔立卡戶272戶809人,人均耕地不足一畝,致貧原因包括因病、因殘、無地、無技術、無勞力等。

靠輸血?治標不治本。一旦停止或者力度稍減,貧困就會卷土重來,甚至還會養出大批坐待吃喝的懶漢。

想造血?得有致富路。滿山的樹木賣不得,種的玉米值不了幾個錢,出門打工沒文化,在家創業沒方向。

找到致富帶頭人,才能打通脫貧路。

村民祝榮新,進入了王慧奇的視野。出生于1985年的祝榮新讀到高二,就因家貧輟學出門打工了。當過保安、開過大貨,認識了妻子之后返鄉,兩口子做了8年核桃生意,蓋了房、買了車、攢了錢。

王慧奇了解到,祝榮新多年的闖蕩,積累了一定經營經驗,是一個可以培養的致富帶頭人。2017年,在王慧奇的介紹下,祝榮新入了黨,也開始更多地關注村民脫貧的事。

經過多方考察,他們選擇了流轉村民土地,種紅心火龍果。火龍果掛果早、產量大、售價高,一年多熟又耐旱,最適合在日照時間長、氣候溫暖的地方種植。

為了扶植村里的火龍果產業,中交集團支持成立了瀘水榮新火龍果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一年多來,合作社先后投入了100多萬元,其中20%由祝榮新投資,其余部分由中交集團無償投入,最終收益由祝榮新、自扁王基村村集體和本村建檔立卡貧困戶按照比例分成。貧困戶和其他村民參加田間勞動,還能獲得勞務收入,中交集團則分文不取。其他村民則可以通過流轉土地的方式獲益,每畝地每年1200元。

創業之初,祝榮新一次拿出了26萬元。為此,他跟妻子沒少吵架。“她也是為我好,怕錢打水漂。”

現在好了,合作社的火龍果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了一百多畝。第一期已經掛果銷售。因為口感好,價格公道,這里的火龍果打出了知名度。合作社也給村民分了兩次紅,讓大家分享豐收的喜悅。

前不久,在王永剛的帶領下,祝榮新和火龍果還上了央視的扶貧公益節目。“回來后,一天要接幾十個電話。以前愁銷路,現在愁產量跟不上。”

站在怒江江畔的火龍果種植園里,祝榮新一邊揪去開敗的火龍果花,指著江水上游說,“我有個大計劃,把種植基地擴大到上游去,至少能帶動80戶貧困戶,到時候咱們村就徹底脫貧了。”

要擴大生產,投資從何而來?規模擴大后如何應對各種風險?產業化種植后企業如何管理?市場擴大后如何應對殘酷的競爭?如果經營不善,恐怕不光是他個人血本無歸,全村的建檔立卡貧困戶都要一起遭殃。

一想到這個,祝榮新就頭疼。

富一方

與怒江州類似,青海省是貧困問題嚴峻的民族地區。青海涉及四省藏區、六盤山區,集高原地區、西部地區、貧困地區于一身,貧困覆蓋面廣、貧困發生率高。

為了帶動青海等貧苦地區如期脫貧,由全部中央企業出資、國投創益受托管理的央企扶貧基金沒少花心思。

這幾年來,央企扶貧基金先后在青海投資了青海西部鎂業、青海國投旅游、青海臨空等項目。同樣由國投創益管理的貧困地區產業基金還投資了青海風電項目。

青海方能光伏投產后,成為湟中縣的納稅大戶,在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上貢獻顯著

為了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投資質量,央企扶貧基金還發起設立中央企業貧困地區青海循環經濟產業投資基金合伙企業(以下簡稱“青海子基金”)。青海子基金總規模4億元。其中,央企扶貧基金出資3億元,青海省公共設施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出資9900萬元,基金管理人青海海控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資100萬元。  

“相比而言,本地人對青海各地的資源稟賦更加熟悉,對企業的了解更深入,走訪起來也更方便,能夠提升投資效率,提升投資質量。”央企扶貧基金總經理、國投創益董事長王維東介紹說,青海子基金的設立,不僅進一步發揮了資本的放大效應,而且投資的都是綠色循環產業,非常符合國家給青海省的戰略定位。

比如,2018年5月,青海子基金向青海方能公司投資4100萬元,在西寧市湟中縣多巴鎮建起了20MW分布式光伏農業扶貧發電項目。

光伏項目多在山坡上、屋頂上,這里的光伏卻分布在兩個大坑里。青海方能總經理李鵬說,“多巴的藏語意思是三岔河口。這個地方產沙,從清朝就挖,挖了許多大坑。在沙坑里建設,即節省了土地,又降低了成本,光伏板下邊還養著雞鴨呢。”

作為扶貧項目,多巴的光伏可以享受20年的價格補貼,而且上網數量不受限,因此收益非常穩定,“大概每年8%左右”,李鵬說。

與火龍果種植項目不同,光伏項目的收益并不是直接交給貧困戶。

按照規定,該項目每年向縣政府提供200萬元的扶貧專款,覆蓋當地667名由政府兜底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每人每年3000元,為期20年。

2018年,該項目已向當地政府上交了1200萬元所得稅,以及200萬元的增值稅。對于一個有著4萬多貧困人口的國家級貧困縣來說,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政收入。

在湟中縣,青海子基金還向青海開河置業投資有限公司投資一億元,用于南川開發區文化旅游創業園建設項目。

青海子基金管理方、青海海控資本總經理陳伶說,這一項目立足當地稀有的溫泉資源,建設了西部地區最大的全季節、全天候室內溫泉水上樂園。

截至記者發稿時,該項目已提供了495個就業崗位。開河置業董事長游海寧說,“項目建成后,將在帶動周邊地區產業轉型,帶動當地消費升級,改善局部投資環境,增加政府稅收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青海子基金還投資了另外兩個項目,一為光伏發電,一為環保產業。目前共撬動總投資達到17.3億元,解決了1800人的就業問題,每年上繳稅收2億元。

為什么不選擇投資直接帶動能力更強的種植、養殖類項目?

陳伶有著自己的苦衷:青藏高原地區自然環境惡劣,環保標準較高,種植養殖業發展困難,對扶貧資金安全回收的影響較大,“一些小企業、個體戶會認為,扶貧基金的投資是無償的,根本沒有還錢意識。”

為了確保基金的投資安全,青海子基金更傾向于投資國有企業、大型民企等有擔保、更規范的項目,確保基金到期安全退出。

比如,青海方能大股東就明確表示,“合同中對退出有明確約定。項目本身的收益和我們自身的能力,足以保證屆時基金平穩退出。”

再比如,對開河置業的投資,將于5年后由開河置業的大股東進行回購。

謀長遠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間緊,任務重,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央企不斷加大力度。

國資委綜合局社會責任處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業結對幫扶了1429個縣、968個鄉、9041個村。2018年,中央企業投入幫扶資金37.98億元,引入幫扶資金13.64億元,帶動60.56萬建檔立卡貧困群眾脫貧。2019年上半年,中央企業在定點扶貧縣投入無償幫扶資金15.50億元。

同時,中央企業立足自身優勢,創新扶貧手段,不斷提升貧困地區造血能力。

比如,2019年上半年,中央企業共實施產業扶貧項目689個,幫助引進企業155個,企業投資21.22億元,帶動26.87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脫貧。上半年中央企業幫助1.12萬貧困人口實現轉移就業,招用貧困家庭人口2451人,對1.94萬貧困人口開展就業技能培訓。持續推動教育扶貧,上半年中央企業共投入教育扶貧資金3.4億元,援建學校101座,資助貧困學生2.63萬人。

低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2020年關鍵節點轉瞬即至,如何在后扶貧時代積極發揮作用?不少中央企業已開始思考和布局。

無論是中交集團費勁心力,尋找、幫扶農村致富帶頭人,還是央企扶貧基金及其子基金更加穩妥的投資,其指向都是一致的,即如何在貧困地區建起搬不走的銀行。

為此,中交集團多措并舉,以聚力交通扶貧、搬遷扶貧、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就業扶貧和基建扶貧為抓手,確保脫貧工作務實、脫貧過程扎實、脫貧結果真實。

交通不便,是怒江發展最大的瓶頸之一。一包水泥在山外賣25元,運到山上就得150元。1998年,這里的獨龍鄉才通公路,村民才見到汽車,此前村民到縣城就要走上三天。

怒江所需,恰是中交所能。怒江州扶貧辦副主任李樹權說,“中交集團有技術、有人才、有經驗,在改善怒江交通條件方面具有優勢。”

再比如,為了讓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眾能有一技之長,從2017年起,中交集團捐資一千萬元,在怒江州辦起了5級共1920個農民講習所,將常年與世隔絕的農民集中起來,一方面教他們掃地、疊被、用電等現代社會生存技能,一方面進行保安、保潔、護林員、建筑工等基本工作技能培訓,再一方面確保黨的精神進鄉鎮、進村寨、進教堂(當地少數民族信教比例為20%),確保大家聽黨話、跟黨走。

怒江州黨校副校長、州農民講習所專職副主任楊六紅說,2018年舉辦了5000多場培訓,3.3萬人次參加。“我們希望通過這種形式破解直過民族跨越式發展的難題。”

為了給當地群眾吃下定心丸,2018年,中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劉起濤在怒江調研時表示,“對怒江的幫扶,不能只著眼于全面脫貧,要做好2020年之前的脫貧攻堅與2020年以后的鄉村振興戰略相銜接,開展50年的結對幫扶。”

資金是企業運行的血液,“三區三州”企業資金積累困難,而市場運行的邏輯決定,深度貧困地區的投資回報率較低,資本不會優先選擇這些地區投資興業。而只有打通資金融通難題,才能為“三區三州”中小企業打造出致富的金鑰匙。

2019年,中交集團與怒江州共同注資,成立中交怒江投資開發公司,標志著中交集團怒江扶貧工作進入新階段。

按照中交集團2018-2020三年脫貧攻堅計劃安排,中交怒江投資開發公司將開展包括擴大火龍果種植面積在內的產業扶貧、包括福貢縣木尼瑪大橋建設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和建設村級醫療機構、培訓醫務人員的醫療衛生扶貧工程等八大幫扶類項目約4.9億元的投資。

除了幫扶類項目外,中交集團還開展了怒江新城綠色香料產業園、貢山通用機場項目、丙中洛特色小鎮等投資類項目。

祝榮新管理的火龍果園就在中交怒江投資開發公司的投資計劃之內。王永剛和祝榮新計劃著,要成立怒江州火龍果產銷聯盟,把產業做大做強,種植水平搞上去,風險承受能力提上來,大家有序競爭、一起致富。“得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不能讓人家帶著扶貧的善意來,帶著對產品的失望走,總這么搞,買賣就做死了。”

與中交集團專門針對一地不同,國投創益管理的央企扶貧基金和貧困地區產業投資基金的輻射范圍明顯更廣。

目前,兩只基金累計投資項目120余個、金額超過200億元,已投項目涉及全國27個省(區、市),覆蓋了全部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引導帶動社會資本超2000億元。已投項目完全投產后,將直接或間接帶動48萬人就業,年均為就業人口提供收入32億元,為地方政府提供稅收30億元。

2019年8月,央企扶貧基金完成第三期募資,基金總規模已達314.05億元。國投集團總會計師、央企扶貧基金董事長沈翎表示,基金第三次募集的資金將聚焦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加大投資力度,優化投資策略,提高扶貧效果,打造央企扶貧品牌。

在實踐中,國投創益管理的兩只基金及其子基金,針對投資企業的需求,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投后管理服務,拓寬項目退出渠道,通過多種退出方式完成退出項目7個,收回本金及收益6.2億元,積累了投資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經驗。

比如,李鵬表示,青海子基金在幫助對接地方政府和電網企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開始遇到了土地方面的困難。子基金幫忙溝通后,縣里專門成立了工作小組,很快解決了問題。”

當然,對于未來,作為探路者的央企扶貧基金也好,怒江投資公司也好,并非全無擔心。

比如,陳伶提到,與青海省的扶貧需求相比,目前青海子基金4億元規模仍然偏小。“另外,基金定位不同,考核評價標準應該更加科學,不能太看重投資項目直接帶動多少貧困人口等指標。”

陳伶表示,目前國內的基金分為三類,一類是純市場化基金,注重投資回報;二類是公益、慈善類基金,注重社會效益;三是扶貧產業基金,介于兩者之間,既要注重社會效益,投資項目要有扶貧效應更要符合國家產業方向;也要保證資金安全,確保資金收益、安全退出。

陳伶認為,尤其是到了2020年之后,應該更加注重考核基金投資后,對縣域經濟、產業發展的影響。“這些改善了,才能持續穩定造福百姓。”陳伶認為,對于央企扶貧基金也好,子基金也好,這些挑戰都是共通的。

展望未來,沈翎提到,央企扶貧基金將積極對接鄉村振興戰略。“在保證投資資金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社會效益和資金效益的統一。”

2018年9月,云南省怒江州瀘水市,中交集團幫扶瀘水市肉牛養殖項目

在這一點上,中交怒江投資公司的目標是一樣的。李永說,初期沒有考核指標,但后期還是要走市場運作路線,為當地企業樹立榜樣,“要在完成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前提下,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市場化運作。”

對于青海子基金和怒江投資公司來說,想吸引一支優秀的投資人才隊伍扎根貧困地區,也是巨大的挑戰。“投資人才要求非常高,本地招人是比較困難的。”

怒江投資公司的人才隊伍,基本是中交集團派駐的。

青海子基金的做法是,與發達地區的企業合資成立管理公司。海控資本就是長江資本和青海方面共同投資組建的,海控資本的幾位主力人才,就是從武漢派駐到西寧的,現在其中部分人才已經在青海成家落戶了。

記者采訪發現,央企探路“后扶貧時代”,關鍵在于以市場化、專業化方式進行扶貧工作的“供給側”改革,尋找各類所有制企業合作的更好模式,激活深度貧困地區各市場主體的內生活力和發展動力,努力找到央企改革發展和承擔社會責任的最佳平衡點,構建央企與社會的命運共同體。

社科院研究員劉小珉說,在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之下,脫貧攻堅成效顯著。在2020年后脫貧攻堅時代,包括央企扶貧在內的部分社會扶貧工作將從單向無償支援,走向逐步按市場經濟規則運行的對口協作新局面,為未來持續扶持欠發達地區奠定良好的基礎。而中交怒江投資開發公司和中央企業扶貧基金的扶貧管理模式可復制、可推廣,為中央企業扶貧之路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未來模式。(《國資報告》記者 劉青山 特約記者 殷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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